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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便自己请求变更分配，怕被别人说刚一特赦出来，就不服从分配，我只好硬着头皮到了全国政协。直到今天，也许我的这一思想，许多人还不知道。说来很痛悔，

因为在全国政协的许多领导和委员们，不少是受到我或军统特务迫害过的。当时我认为民主人士的气量不可能和共产党员一样宽宏，免不了要受到歧视，甚至听一些讽刺的话。我从特赦那天起，就下定决心，任何过去受到我或军统特务迫害过的人，连同他们的家属，对我不论是骂几句、打几下，我都保证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，还得认罪道歉，请他们宽恕。因为我和军统特务过去对待他们是那么凶狠，有的还死在自己或军统特务手中，自己现在连挨几句骂、几下打都受不了，别人作何感想？思想上虽然有这种准备，但另一种逃避这些的想法也同时存在。能躲得过去便躲，实在躲不过的才硬着头皮迎上。直到今天，我这种顾虑才全部消失。我过去虽然写过100万字以上的材料，但还有不少的人和事，直到此刻我才写出来。这也可以看出，一个人的思想转变，真是太难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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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有句俗话：'丑媳妇总得要见公婆。'我这个罪恶满身的特赦战犯，总得遇到不少先进的爱国民主人士，思想上得随时作好各种各样的准备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刚到政协不久，在发给我们文史专员医疗证的同时，还发给了一个政协礼堂俱乐部的'出入证'，凭此可以和政协委员们一样去大礼堂。这里可以买到外面不容易买到的紧缺日用品和食品，在国家经济困难的那三年里，可以在餐厅去吃外面要排长队才吃到的饭菜。我的女儿没有接到北京的时候，一个人一月有100元工资，还有不少稿费，多时一月可得三四百元，少则一二百元。我写的稿，稿酬都比较高，1000字常常是六七元，少也有四五元。我一天要认真写，可以写上七八千字。因我不习惯先起草稿，而是先通盘思考成熟，便一气呵成，不用再抄。这样只要花上几天时间，一个月就可写几万字。我从小就不知道节俭，有钱就花，所以便凭着礼堂的出入证，经常去买东西和吃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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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天我正从礼堂后门去餐厅，便遇上政协副主席高崇民和常委阎宝航。这两人我在重庆都见过，到政协后，与阎宝航同志在文史委员会工作，对高副主席却有点记不清。阎看到我，便给我介绍：'这是高崇民副主席。'我心头马上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，怎么会偏偏遇上他！高副主席很热情地和我握了手，简单询问我一下：还准备写什么？并说我写的《我所知道的戴笠》，他已看到了，希望我多写些揭露军统罪行的东西。我很谦和地同他讲了几句，便连去餐厅吃饭都不想去了，因为他们也是去餐厅。我只去小卖部买了点东西，就回到政协机关食堂去吃饭。

看到高崇民副主席，我深深地认识到：在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，作为一个爱国民主人士，要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祖国的解放事业作一点贡献，也是不容易的，那要冒很大的风险，一个不当心，就得付出自己的生命。就拿高崇民先生来说吧，他自从1931年'九一八'东北沦陷之后，与阎宝航、王化一等发起组织'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'，积极进行抗日救国活动，多次请求蒋介石出兵收复东北失地。这种为全国人民所一致赞成的主张，将介石不仅不予采纳，而且对他们的这种爱国行动加上莫须有的罪名。高崇民曾经去过一次南京，他率领一个请愿代表团当面向蒋介石请求出兵抗日，不但没有丝毫结果，而且从那以后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把'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'的领导人当成敌人一样看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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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务头子搞特务活动，并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只知道抓人、杀人，他们还有比抓人和杀人更加险毒辣的两面三刀手法。如蒋介石亲自出面，要张学良说服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一些领导人，把他们秘密成立的、没有国民党参加的'复东会'取消，成立一个什么'四维学会'，表面上由复兴社的骨干分子贺衷寒、刘健群、邓文仪、戴笠等和张学良的骨干王卓然、高崇民、阎宝航、王化一等合作，实际上是采用收买、拉拢、分化、控制等办法，来对付一些希望打回老家去的东北上层爱国人士。军统分子便乘机大量打入，在各地分会的负责人中，我记得姓名的有陈质平、张师、赵龙文、邱开基等军统骨干。这样一来，这个会的活动便全部能了解了。

蒋介石当时为什么要把'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'以及秘密组织的'复东会'取消，而改成'四维学会'呢？这主要是在'西安事变'前，蒋介石一心一意坚持他的'攘外必先安内'的顽固政策，对日本的进犯采取'不抵抗'和'不得罪'的办法。因此，凡是日本人不喜欢和看不顺眼的'抗日'、'救国'等名称的组织，一概不许存在。同时，他还提出什么'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'来麻痹人民，所以把这个大杂烩叫'四维学会'。其实，那时我便经常听到许多老百姓在背地里讥笑蒋介石是只会叫'礼、义、廉'的人，意思是'无耻'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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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西安事变'后，张学良反被扣押，他的干部中有几个被戴笠接收。这时候，由于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，日益受到全国人民热烈的拥护，流亡在关内的东北人民更加迫切希望早日打回老家去，于是各种名称的救亡组织相继成立。几经变迁，终于成立了'东北救亡总会'。戴笠虽对这一救亡组织恨之入骨，但又不敢公开进行破坏，表面上还同意在经费上给以'支持'。这种手段是相当阴险狡诈的。记得我从上海撤退出来，随同在郑州招收的1000多流亡学生去湖南临澧进行特务训练，经过武汉时，我去见戴笠，他要我和许多去见他的军统骨干分子在一起吃饭。有人曾提出来问他：东北救亡总会明明是一个'反动'组织（当时特务叫它为反动组织），为什么还要支持它？戴笠只回答一句：'你们不懂！'便没有再说下去了。

1941年后，我在重庆时，又听到有人告诉我，'东北救亡总会'的领导人之一的高崇民在重庆结婚，戴笠竟送他一笔巨款作为'贺礼'，这连当时许多军统分子都感到奇怪。1942年我调到军统局任总务处长后，经常在戴笠身边。有次，一个专门对东北人搞特务活动、由军统局直接领导的'东北特别工作组'组长告诉我，高崇民拿了戴笠送的那一笔巨款，办了一个进步刊物，还去见过中共驻重庆的负责人周恩来。我听了这些很不理解，只问他：这些都写过报告没有？他说，哪会不写？这种重要情报，戴笠一定会亲自看的。隔了不久，我的同乡李肖白去见戴笠（李原为军统局人事处长，后任军委会邮航检查处长），我有事送一紧急文件给戴笠去批，听到李肖白也是在和戴笠谈高崇民的事，我便插一句嘴，说高崇民这个人为什么不抓起来？戴笠似怒非怒地冲着我：'你懂个屁！'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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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笠真的不愿抓高崇民吗？不是的。后来我才懂得了，那只是'时候未到'罢了。抗战胜利后，当新华社的广播中广播出高崇民被任命为东北某省省长时，戴签要立即逮捕高崇民的命令就下到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了。当时高还在重庆，我记得是住在郊区。特务们去扑了一个空回来，便在各水陆空交通检查站去守捕。结果，高崇民在特务密布的罗网中，幸而安全逃出了重庆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高听到广播，也知道特务会抓他，他躲的地方，居然是军统局设计委员王化一家中。王和我一同在军统局临澧特务训练班当过教官，当时在重庆稽查处和刑警处工作的骨干，大都是这个班的学生，他们怎样也不会想到这个'要犯'，会躲在王教官家中。原来王化一是张学良交给戴笠的几个亲信中的一个，他表面上是替军统工作，实际上是搞进步活动。他不但掩护了高崇民，还送高乘坐美国船去了上海，躲过了特务们的检查。高当时如果在重庆被捕，即使被囚禁起来，不马上杀害，那么，最后在重庆大屠杀中，也肯定会成为烈士。所以我一看到他，心头感到无限惭愧，哪还有脸去餐厅和他一起吃饭呢？

对于阎宝老，却是躲也躲不了的。我是政协文史专员，在文史会政治组工作。他是常委兼文史会东北组组长。溥仪、溥杰都是在他领导的那个组工作。专员虽分配在各个组内，如杜聿明、宋希濂、廖耀湘等在军事组，但学习却是集中在一起的。每周有两个半天或多一点时间学习。有一段时间，阎宝老还负责指导我们专员们的学习工作。他对我不但无丝毫歧视，而且总是鼓励我多写材料，不要有顾虑。他还一再提醒我，可以把过去军统对东北爱国人士搞过的阴谋如实地写出来，涉及到他的地方，如不够详细，他可以向我提供补充情况。他常常说：这是写历史资料，过去的事实，否也否定不了。自己想美化自己，别人揭发出来，反而不光彩。除了自己写自己，更希望别人写自己，可以更客观些。

抗战期间，我在重庆，不但知道阎宝老的一些活动情况，而且在戴笠宴请在重庆的东北上层人士时，还见过他。我对他过去不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收买拉拢，而到重庆一个兵工厂去为工人办福利事业，很不理解。当然，那时谁也不知阎宝老是共产党员，只知道他是张学良的骨干。蒋介石为了想收买张的部下，曾经邀请阎宝老去为他搞'新生活'运动，而且不止一次接见过他，他要愿意投蒋，是不愁无官做的。但他去为兵工厂的工人办福利事业，这却引起了戴笠的注意。当时重庆每一个兵工厂内都有一个军统特务组织﹣﹣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派驻各兵工厂的警卫稽查组。对阎宝老在兵工厂的活动，他们更是特别重视。军统的东北特别工作组组长是共产党的一个叛徒，幸喜他不知道阎宝老是共产党员，否则他又可以出卖一位革命同志而得到一笔奖金。不过，他从东北同乡方面去进行侦察、监视，虽然没有得到什么证据能足以逮捕阎宝老，可是军统早把阎宝老列人黑名单了。

我在和阎宝老接触的几年中，他不止一次向我谈到过的是1946年2月10日，国民党的特务在重庆市较场口破坏旧政协庆祝大会的暴行。他那次是重庆各界庆祝大会的主席团成员之一，差一点被特务打伤。他一谈起这一事件，总是余恨犹存，对特务的凶狠面目始终不忘。我一听到他讲'较场口事件'，总是向他表示歉意。他也总是说：这不是在责怪你，我是在恨蒋介石，没有他的指示，量你们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在成千上万的群众面前，那样肆无忌惮，任意破坏那样隆重的庆祝大会，打伤那么多的爱国民主人士。事后还倒打一耙，在国民党的党报上，竟敢把万目共睹的铁一般的事实，颠倒过来，极尽歪曲之能事，丑化主持庆祝大会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。更令人气愤的是国民党的法院，公然发出传票，要传讯李公朴、陶行知、朱学范等人，反诬他们是'侵害人民集会自由权',真是令人万分气愤！虽然阎宝老一再说这不是在责怪我，但我听了后，却是痛悔万分，深深地认识到特务的罪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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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言说：'眼见为实，耳听为虚。'解放十多年了，我从报纸上、广播里知道一些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情况，然而没有亲眼见到，总是有点感到遗憾。特别是对自己曾经生活过多年的南京、上海、长沙等地，更是想去看看。

1964年3月，全国政协根据周总理的指示，决定让我们在京的特赦人员，从北京出发，到江南一带参观。有眷属的可以带去，没有眷属而需要照顾的，也可以带一个子侄去。每人还发给200元零用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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